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郭怡琳 于娜 两会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这位从浙江杭州余杭走出来的海归学者、企业家，他今年带来了几份反复打磨的提案。这些提案切口精准，既有对“健全生物医药投融资体系”的冷思考，也有对“加强医保基金供给”的热期盼，更有基于浙江这片民营经济热土，对“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疾呼。
在现场聆听政府工作报告后，丁列明用三个词向记者概括了内心的感受：“第一个词是‘振奋’，‘十四五’圆满收官，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第二个词是‘不容易’，外部压力、下行压力、多重困难因素叠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企业深有体会；第三个词是‘信心满满’，而这份信心，更源于一位身处一线的产业亲历者，对推动行业变革、打破发展藩篱的迫切渴望。”
从浙商“六小龙”到国家队
在丁列明的诸多思考中，一个核心的视角始终贯穿：如何让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一思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而丁列明所在的浙江省，正是观察这一命题的最佳窗口。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丁列明在提案中援引了一组极具说服力的数据：在全省认定的100家省级科技领军企业和8408家省级企业研发机构中，民营企业分别占比93%和87%。2024年浙江5170亿元的技术交易总额中，民营企业贡献了约95%。从阿里巴巴、吉利汽车，到近年来火爆出圈的“六小龙”，正是这些民营企业，推动浙江企业创新能力连续9年位居全国前列。
“十四五”以来，浙江民营企业已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项目65项、参与209项。2024年，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浙江民营企业牵头的占比达18.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连串的数字，勾勒出浙江“国企民企融通创新”的独特风景线。
而丁列明的调研并未止步于成绩。他发现，在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上，民营企业仍存在“参与度不够”的短板。在需求征集、选题动议、实施方案编制等前端环节，民营企业的声音往往较弱；有些高质量的项目提出后，亟需国家层面给予指导，才能更好地符合攻关需求。
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正泰集团提出的“分布式新能源配用电技术及装备”项目，正在争取上升为央地协同科技重大项目。但该项目与已部署的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复，亟需国家层面统筹指导，调整攻关方向。
“10年10亿美元”遇上“5年退出”
如果说让民企“挑大梁”解决的是“谁来创新”的主体问题，那么“健全生物医药投融资体系”则直指“如何持续创新”的命脉问题。
作为一家深耕创新药研发十余年的企业掌舵者，丁列明对医药创新的残酷与美丽有着切肤之感。“成功研发一款新药，业界普遍要花费10年时间、投入10亿美元，成功率不到10%。”他在提案中反复提及这一规律。
然而，现实中的资本水温却与此规律存在巨大温差。“目前国内医药投资基金周期普遍为5到8年，迫于退出压力，资本更偏好后期成熟项目，规避早期高潜力项目。”丁列明的话语中透出一丝忧虑。这种“短钱”与“长研发”的错配，直接导致不少优质项目因资本中途退出而资金链断裂，成果转化半途夭折，源头创新活力受损。
面对这种结构性矛盾，丁列明开出的药方是“坚持长期主义，打造‘耐心’资本”。这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产业投资基金。“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科技领军型链主企业具有龙头引领作用。”
在丁列明看来，应以这类企业为核心，打造协同创新生态。为此，他建议政府资本、社会资本加强与产业投资基金的合作，同时拓宽上市渠道，支持产业基金投资的生物医药领域未盈利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针对大量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的退出难题，丁列明大力呼吁“鼓励国资牵头大力发展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目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存续规模超14万亿元，退出通道拥堵。S基金作为接续投资的重要方式，恰如一条“疏浚通道”。“国资设立S基金可以盘活存量资本，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满足保值增值和退出需求。”他建议聚焦区域性股权市场这个关键平台，开展份额转让试点，让S基金成为科创生态的“陪跑者”和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器”。
但最核心的，还是对资本“考核尺子”的改革。丁列明建议，大力鼓励政府引导基金、国有资本设立10至15年的医药创新长期专项基金，并约定早期项目投资占比。在考核评价上，要健全覆盖“募、投、管、退”的全周期整体性考核机制，推行 “长周期、算总账” 考核，弱化年度或短期收益考核。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直指国资投资的“容错”痛点，建议明确划分投资风险与决策失误的界限，对投资初创企业的基金，设置不同梯度的“容亏率”予以免责。 “只有解除了‘怕亏损’的后顾之忧，资本才能真正长出‘耐心’，去陪伴创新走过漫长的周期。” 丁列明如是说。
“浙江民营企业不缺创新的‘种子’，缺的是让这些‘种子’精准落入国家战略‘沃土’的机制。” 丁列明在接受采访时打了个比方。为此，他在提案中恳切呼吁，国家层面能多给予指导和帮助，更大力度地支持浙江民营企业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这不仅是为了浙江“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更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探索一条“民营企业有序嵌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有效路径，让市场的敏锐与国家的战略同频共振。
医保基金如何从“买单”到“赋能”
创新药研发出来之后，如何更快地抵达患者？如何通过市场端的反哺，形成产业再投入的良性循环？这是丁列明关注的第三个维度——加强医保基金供给。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民群众对健康的向往是驱动医药创新的动力源泉。”丁列明委员在“关于加强医保基金供给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提案”中开宗明义。
作为中国医药领域最大的购买方，医保基金“十四五”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保持年均10%左右的较高增速，累计支出约13万亿元；医保药品目录连续8年常态化动态调整，累计将949种药品新增纳入，其中创新药近200种；新版目录调整新增的114种药品里，1类创新药有50种，占到了44%。这些数据说明，医保在“保基本”的同时，正在成为创新药的强劲“支付方”。
但在丁列明看来，医保基金不仅能“买单”，更能通过“战略购买”发挥杠杆作用，引导产业升级。他特别关注那些“沉默的少数”。“要加快建立罕见病用药、儿童用药‘专项通道’，即上市即谈判，及时以适宜价格纳入医保。”丁列明的话语充满人文关怀。这些药品临床价值高，患者个人及家庭支付负担重，而医保基金因低发病率压力相对可承受。“让这些药品为患者带去生的希望”，这不仅是经济账，更是民心账。
对于谈判机制本身，丁列明也有着来自企业一线的敏锐观察。“我国创新药价格显著低于国际水平，尚未充分体现研发成本和临床价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积极性。”他建议在谈判中综合考虑多维度因素，保障合理价格与创新回报，甚至探索预留一定的自主定价时间窗。对于续约环节，他建议对连续2个协议期销量达标且临床效果显著的创新药，不再强制要求降价，并适当延长谈判有效周期。
针对国谈创新药“进院难”的老大难问题，他呼吁建立直接进院机制或畅通绿色通道，扩大“双通道”药品范围，确保患者能在医院或药店方便地用到这些救命药。更深一层，丁列明看到了医保基金作为“稳定器”的潜力。他建议适度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针对新业态从业者、流动人口简化参保流程，力争2027年底前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6%以上，扩大增量供给，强化医保与商保的协同，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针对创新药的专项健康保险产品，对购买相关产品的给予个税减免，以此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医药创新拓展开阔的市场空间。
责任编辑：姜雨晴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