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追觅CEO俞浩连发三条微博，向小红书“开炮”。他语气激烈地表示，小红书是一个“价值观和盈利模式有毒”的“非常非常烂的平台”，正是全行业对平台的忌惮，才纵容了其肆意推送未经证实的假消息、肆意妄为。
4月26日，追觅CEO俞浩在微博发文向小红书“开炮” / 图源：@俞浩-爱送黄金
炮火还没停止。到28日，俞浩仍在微博上喊话，让小红书公开“专把坏的往前推”的算法，应当为平台上的信息承担法律主体责任。
外界敏锐地捕捉到，俞浩此举有维护其商业利益的动因——他让用户“基本不要信”小红书上关于追觅产品的评价。但俞浩自己强调，这并非出于追觅近期遭遇负面舆情，而是他长期观察的结论。看起来，俞浩的指责也的确超越了单一的商业维权，来到了平台技术伦理的维度。
俞浩是谁？他所缔造的追觅，恐怕是当下最受瞩目的商业明星。央视春晚全程露脸、登上美国“超级碗”NBC黄金时段，作为一家从智能清洁产品起家、创业不足10年的科技公司，追觅每年保持营收增速超100%。而俞浩本人，也呈现出中国企业家里罕见的高调。他放言5年内登顶世界首富，让追觅成为首个市值百万亿美元的公司。
追觅创始人俞浩
截至目前，小红书对俞浩的炮轰采取冷处理态度。科技圈CEO玩家下场“掀桌”，抗议游戏规则不公平，带来流量场里又一次博弈。
值得玩味的是，在与热门平台的“斗决”中，科技新贵自带博弈的资本。而普通人，缺少这样的能见度。
“意见”左右商业
为什么追觅跟小红书掐起来？首先还是因为商业利益。追觅的拳头产品——扫地机器人、洗地机、高速吸尘器，有科技含量，在日常家电里属于大件，是典型的需要“种草”才能转化的消费品。用户需要看到真实的使用场景、对比测评，才能下决心购买。而这正是小红书所擅长的。
追觅科技的相关负责人曾经透露，追觅线上与线下销售占比大概是6:4。在清洁电器线上市场，追觅的份额一度高达18%，扫地机器人线上市场份额则达20.4%。
依靠“种草”，追觅飞速崛起，成为清洁家电的黑马。但在硬币的另一面，社交媒体上的“避雷”帖，也会给品牌带来对等的打击。
一直以来，追觅在网上忙于“反黑”。3月10日，追觅科技发表声明，称发现有组织抹黑追觅的水军，在没有实际购买相关产品的情况下，每发一条“拉踩”评论，酬劳3元。俞浩也在个人微博上多次点名，竞争对手大量购买“水军”，“请大家不要相信评论区说追觅产品不好或售后有问题的，尤其是这种主页没有任何内容的，基本都是（对手）家请的水军”。
3月26日，追觅科技监察部发布声明
如履薄冰的追觅，不是孤例。
2025年12月，丽江文旅局曾经对小红书发函，称大量消费者利用平台发布不实避雷帖、曝光帖，威胁企业退款。大量企业商誉受到诋毁，因不实避雷帖，企业退订100余万元，间接损失超500万元。
无论是追觅还是丽江文旅，都因平台的“口碑传播”而头疼。社交媒体彻底改写了消费逻辑：每做一个消费决策之前，我们下意识地寻求“种草/避雷”的参考。当社交平台上的“意见”汇流得足够大，就可以左右现实世界里市场和商业的走向。
然而诡异的是，这种“意见”一方面是民主的，另一方面又是极其脆弱、容易被操控的。
具有口碑传播价值的UGC（用户生成内容）平台，既被市场主体紧张地捍卫，也成为营销博弈的战场。例如，给书影音打分的豆瓣，长期存在水军控评、账号买卖的现象，屡禁不止。
而去年，高德地图推出基于用户真实到店数据的扫街榜，归纳坊间高人气店铺，号称“用脚投票”，有较强的抗刷榜能力。这一新的流量入口，和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形成竞争。
高德地图声称为100万个小店提供飞行街景 / 图源：新华社
当前最为典型的UGC平台，就是小红书。活跃的社区文化，是小红书作为社交平台的灵魂。它独特的去中心化算法，鼓励普通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得到和明星名人一样被看见的机会，制造整个社区的“活人感”。
但同时，小红书也是一家电商平台。这意味着，我们所分享的生活和经验，同时被纳入电商生产和消费的一环，为平台的商业价值贡献原料。
这是社交平台卷入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从豆瓣、大众点评再到小红书，我们的“品味”，正在被商业化，而且成为巨头们争相保卫的战场。
谁来定义“秩序”
小红书的治理，并没有俞浩所说的那么简单。
在“内容+电商”的逻辑下，平台集合了复杂的主体和利益诉求：商家要借助“种草”来营销，同时希望保持口碑，避免被“水军”误伤；消费者则需要自由分享的空间，交流真实的生活和经验，获取消费参考。
在维护消费者评价权和维持商家渴望的“秩序”之间，平台有其治理困境。
对于AI生成内容、水军虚构评论，平台可以从技术上做到检测和识别。但平台愿意投入多少资源进行治理，是一个看不见的“黑箱”。
小红书安全中心对AI及第三方托管行为的规则说明
即便如此，有一个更根本的困境。假设水军和AI都被清理干净了，对于一个真实用户发出的差评，商家认为“夸大其词”，平台要如何裁判？毕竟，“差评”也是一种建立在“主观真实”上的用户权利。恶意诋毁和“主观觉得不好用”的界限，非常模糊。
而商家所主张的“秩序”，也并不绝对客观——多数时候，它指的是对自己有利的秩序。例如，俞浩没有说明，关于追觅的大量差评，有多少是出于“不中立的算法”，有多少是真实的用户评价，而是告诉人们，“任何在小红书上评论我们产品的，基本都不要信”。
如何举证“差评”都来自有组织的抹黑，在技术上也颇有难度。毕竟，丽江文旅在喊话小红书强化信息监管的第二天，就悄然撤回了发函。
可以想见，在互联网消费的语境里，商家和用户之间的利益立场是彼此“拉扯”的。设想，假如商家对普通消费者的意见制约太过，就约等于品牌对负面评价0容忍，正如同名人明星过分珍惜羽毛，对素人发起近乎泛滥的“名誉权”起诉。
互联网消费的语境里，商家和用户之间的利益立场互相“拉扯” / AI制图（诺言）
在这场拉锯中，最缺少话语权的，恰恰是没有话语资本、没有法务团队的普通消费者。
而对俞浩而言，深层的愤懑或许来自于，平台在这场游戏里，既是实在获益的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4月26日，他在微博发言：“大家就是害怕这个平台，才导致这个平台如此肆意推送各种未经证实的假消息，肆意妄为！ ”
不论指责本身是否合理，俞浩揭示了平台流量有可能给企业“定生死”的恐惧。事实上，当我们把平台治理的责任都归结于平台自身时，并且对此寄予了太高的期待时，恰恰说明，这种庞大的权力缺乏外部的监管框架。
俞浩认为平台应该为虚假信息承担法律主体责任 / 图源：@俞浩-爱送黄金
2026年以来，追觅和创始人俞浩，始终处在商业的聚光灯下。俞浩曾经在微博发文，肯定自身代表了一种“鼓励个性”的、进步的社会文明。或许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猛烈抨击小红书的方式，和他所抨击的流量逻辑，本身是同构的。
封面图为AI制图
作者 |速棠
编辑 |向现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