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
西方企业过去从未、
未来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
Dialoge 2026.5.12
世界｜对话｜观点
本期对话亮点
HIGHLIGHT
DeepSeek的出现本身已经是“拐点”。
中美技术竞争上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中美在AI治理层面有可谈的空间吗？
技术扩散不可阻挡，反制美国是为了理性。
外企是否真的正在撤离中国？
编者按
2026.05.12
黄仁勋急了。这位英伟达掌门人一边预警“中国大模型绑定国产算力将是灾难性打击”，一边公开表态愿意陪同特朗普访华，但奈何并未出现在白宫周一公布的拟随总统一同前往北京的商界领袖名单。事实上，在特朗普访华的企业家名单还未定时，一众美国CEO已在亚洲蹲守多日，只等一张请柬。嘴上喊着“去风险”，身体却很诚实——西方企业比任何政客都清楚，放弃中国市场？不可能！
技术的扩散挡不住，资本的逐利本性更挡不住。当中国市场的确定性成为全球稀缺资源，中美AI竞争，究竟是一场零和死局，还是一次倒逼彼此回归理性的战略契机？本期大湾区评论继续对话郑永年教授，深度解析这次特朗普访华背后，关于技术与市场竞争的底层逻辑。
*本期对话分为三篇，从总体趋势到经贸往来、科技博弈再到地缘安全，多个维度逐一拆解中美关系的当下与未来。上篇详见。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王希圣 伍子尧
DeepSeek已经是“拐点”
大湾区评论：
最近DeepSeek-V4把华为昇腾和英伟达芯片一起列进硬件清单，今年被称为“国产AI芯片训练落地元年”。黄仁勋说，如果中国大模型绑定了国产算力，对美国AI战略将是“灾难性的打击”。您认为这是个“拐点”吗？
郑永年：
就算没有这个具体事件，DeepSeek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是“拐点”了。DeepSeek是开源的，开源一定会对闭源形成巨大冲击。道理很简单：一个人找毛病，肯定不如很多人一起找毛病。“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开源就是这个逻辑。
当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就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二战后更是在技术上长期主导全球。中国真正“跑”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2025”也没过去多久。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承认。
但中国了不起之处在于，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奋斗，四十多年走完了前三次产业革命，到“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已经跻身第一梯队。生物医药、新能源，有些方面我们已经走在前头了。芯片设计也很接近了，“卡脖子”主要在光刻机这些工程设备上，但我们正在寻找替代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我以前就说过，中美之间的竞争，最后没准会出现“反转”，美国将来要向中国学技术。事实上，对西方国家来说，有些领域已经出现了反转。德国汽车企业自己都承认，离不开中国的新能源技术。特朗普不信气候变暖，觉得竞争不过就不搞，但中东一打仗，能源危机来了，大家对新能源的看法都变了。
人们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的AI黑科技市集上体验DeepSeek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您认为，中美技术竞争上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郑永年：
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者并存且相对完整。传统产业是压舱石，不能一窝蜂地全扔了。如果放弃传统产业，就会失去中低端制造能力，重蹈美国产能不足的覆辙。美国现在最大短板就是产能不足，中国当前的问题是产能过剩——经历过短缺经济的人都知道，过剩总比短缺好。我们完整的产业链从低端到高端皆有覆盖，最高端领域还在中美竞争，但部分领域中国已经实现超越。这不是偶然的崛起，而是历史地位的回归。中国曾在漫长岁月中对科技与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只是近代两百年暂时落后。
因此，中美竞争的核心不是谁更封闭，而是谁更开放。美国如果因信心不足而走向封闭，政策失误将难以避免。美国真正需要的，是更多懂技术、懂产业的人参与治理，而不是只会纸上谈兵、只会意识形态而不懂实践逻辑的律师型政客。
AI治理需要中美承担共同责任
大湾区评论：
您曾警示，中美在AI上不达成共识会很麻烦。现在中美在AI竞争层面上出现了“边谈边卡”的新局面——一边激烈竞争，一边考虑启动官方对话机制。这次“习特会”能迈出一步吗？
郑永年：
这个问题上，我特别同意基辛格先生的看法。他晚年最后一次来中国，关心的就是中美AI问题，尤其是新技术条件下的均势问题。
传统均势有两种：一是大国之间或者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靠平衡维持和平；二是美苏冷战时期的核威慑。AI时代的复杂性在于，它可能和核武器结合，也可能嵌入各类军事系统。更棘手的是，核武器尚可锁进武器库，而AI是一种生态，一旦扩散至恶意行为者手中，比如恐怖分子手中，哪怕一个人、一台电脑就可能造成巨大破坏。
因此，中美两国既要在发展AI上竞争——这不可避免，也要同时共同承担责任。最低限度是确保两国不会因AI而相互毁灭，同时防止技术落入恶意行为者之手。当然，还要有更高的目标，就是让AI真正造福人类。AI不是普通技术，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态。正如我们提出的“人工智能社会”的概念，核武器不会形塑“核武社会”，但AI将深度嵌入每一个人的生活。
5月11日，一架美国空军波音C-17环球霸王III运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架飞机是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问做准备（图源：CFP）
技术扩散不可阻挡
反制美国是为了理性
大湾区评论：
美国一直想在高科技领域“卡中国脖子”，又舍不得中国市场。如果特朗普拿芯片换市场，我们能拿稀土、订单换技术吗？
郑永年：
稀土出口新规出台后，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微妙变化。以H200芯片为例，美方态度经历了从严禁出口到有所松动的转变。尽管美国财长声称中国并未采购其芯片，具体情况尚待观察，但政策调整的迹象已然发生。
我们的反制措施，无论是稀土新规还是阻断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其初衷并非恶意制裁，而是中国传统智慧“止戈为武”的体现：如果你“卡我们的脖子”，我也能“卡你的腰”，核心目的是通过反制促使双方回归理性。面对美国频繁滥用长臂管辖，中国自然可以采取相应的正当反制措施。中国如今已是全球第一大市场，众多经济体在与美国保持贸易往来的同时，同样与中国利益交融。中国完全有能力促使其他国家在中美博弈中进行理性权衡，而非盲目地一边倒追随美国。
从更深层次剖析，当前美国许多政治人物并不真正了解经济与技术的实际运行规律。美国政界多为法律背景出身，“律师治国”的特征非常明显，而我国则更多由工程师与技术官僚参与治理。相比之下，工程师对技术演进与产业运行的认知更为透彻；反观美国国会中的许多议员，对这些专业议题缺乏实质性了解，却依然抱有中国单方面依赖美国的天真又错误的观念。
当下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与晚清颇为相似——明明落后了，还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如今美国的部分精英群体也陷入了类似的盲目自大的心态。
技术扩散是一种自然规律。回溯历史，美国的崛起离不开对英国经验的借鉴，德国的发展同样如此。再往前追溯，世界诸多文明都曾吸收过中国的“四大发明”。只要人类社会保持流动，技术传播便不可阻挡。这种传播并非坏事，其带来的正向外部性对本国及他国均有裨益。
西方过度强调知识产权的绝对化，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极端化。知识一旦产生，天然具有公共属性，不应被完全私有化——否则教育、科研与传播知识的根本意义便无从谈起。资本的过度主导，既阻碍了世界的均衡发展，也破坏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均衡。当今美国社会各阶层严重分化，其症结正源于此。
我们在洞察美国种种行径背后动因的同时，更要认清中国自身的独特优势。只有深刻理解美国的底层逻辑，才能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应对政策。仅停留在情绪化的批评指责无济于事，任何高瞻远瞩的政策，都必须建立在客观、理性且深刻的理解基础之上。
中国的稀土产量占全球的近70%。图为日照港稀土堆场（图源：南方周末）
谈“律师治国”与
“工程师治国”
大湾区评论：
您刚才提到美国的“律师治国”。胡佛研究中心的丹·王曾指出，美国需要更多“工程师治国”，中国需要更多“律师治国”。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郑永年：
这个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工程师治国、技术官僚治理的问题，很早就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国的“技术治理”（technocracy）。这不是一个新的提法，只是现在被放到中美比较中来看。
美国的问题在于，律师若脱离社会与经济现实，便容易引发弊端。过去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限，律师治国的问题尚不突出——彼时国家更像是资本的代理，律师的服务对象正是资本。但如今美国政府重新推行产业政策，贸易与科技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入。若由不懂经济与技术的人来制定这类政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是否要效仿美国？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国传统中，法治与德治向来相辅相成，这一模式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孔子曾言“政者，正也”，点明政治的核心在于追求公正。西方古典思想同样重视美德，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思想家都强调公共精神与美德在政治中的作用。马基雅维利所论的“virtù”（德性），与我们所倡导的“德”，实则存在相通之处。
我在东南亚工作期间，也感受到了李光耀先生对“贤能治国”体系的再创造的努力。中国几千年来有着自己的贤能治国传统。尽管历史上历经分合，但选贤任能的传统始终未被丢弃。如今的问题并非是否要保留这一传统，而是如何构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现代贤能治国体系。
我并不认为“律师治国”是一个好方向。这种治理模式容易将社会推向一个诉讼频发、纠纷不断的系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仅靠利益权衡与法律技术来维系，还需要共同体精神、公共道德以及选贤任能的支撑。我认同“法治”（rule of law）的理念，但执行法治的主体不应局限于律师，还需要吸纳那些理解社会运行、熟悉经济规律与技术逻辑的专业人才。
西方企业从未
真正放弃中国市场
大湾区评论：
此次有不少美国大企业CEO急着随特朗普访华，甚至有人提前安排行程在亚洲提前等待。贸易战与科技战的背景下，一直有声音称欧美企业正在撤离中国。您如何看？
郑永年：
要判断西方企业是否撤出中国，需先明确撤资的背景。资本流动本属正常现象——当一地利润空间收窄、另一地回报更高时，资本自然会流向更具收益潜力的市场，中国资本也遵循这一规律。
但我们讨论的“撤资”，核心在于其背后的驱动因素。部分所谓的外资撤离，实则由地缘政治因素所致，是特朗普贸易战等非经济力量推动的结果。如今这些企业急于重返中国市场，恰恰说明它们在中国仍能获得可观利润——此前的离开是形势所迫，一旦有机会便立刻选择回归。
中国市场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确定性。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达四亿左右，预计到2035年将增至七八亿；若能保持每年4.5%至5%的经济增速，届时中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经济规模与中产群体规模都将十分可观。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单一市场，有哪家企业愿意轻易放弃？
不少企业曾尝试寻找替代市场，比如印度、非洲等地。印度虽人口众多，但发展水平至少落后中国多年，且能否复制中国的发展经验仍存在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中国市场的确定性对企业而言尤为稀缺——资本需要稳定的预期，企业发展更离不开可预测的环境。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这种稳定的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源。
因此，那些被热议的“撤资”现象，一部分是企业正常的商业布局调整，另一部分则是地缘政治影响下的被动选择。所谓的“China Plus”策略，并非要离开中国，而是在深耕中国市场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市场选项。真正的大型企业从未完全撤离中国；个别企业的退出，更多是因在市场竞争中不敌中国企业，这属于正常的市场优胜劣汰。
《艾奥瓦人日报》评论指出，对于艾奥瓦州等中西部农业州而言，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走向直接决定了家庭农场的生死存亡（图源：艾奥瓦人日报）
大湾区评论：
白宫内部为请不请企业家吵翻了，美国财长贝森特与贸易代表格里尔态度犹豫——怕商业压倒安全，而驻华大使觉得应该多请。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
这跟特朗普的风格也有关系。传统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往往会在峰会前就把很多事情谈得差不多，峰会主要起到确认作用。特朗普的风格截然不同，他更倾向于临时应变。
安全与发展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差异。全球化亦是如此，有些企业从中受益，有些则受到冲击。不同企业在中美交往中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有的获益更多，有的获益较少，这取决于各自的产业属性和利益关联。
比如特朗普提出中国可以购买H200芯片，这对美国芯片企业而言自然是好事；但对中国本土芯片企业来说，可能会形成竞争压力。这本质上是利益分配问题，不仅中国国内存在，美国国内同样存在。最终仍需看最高领导人如何判断国家的整体利益。
任何决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关键在于领导人是选择被各种利益牵着走，还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进行决策。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能力或许相对有限。而中国政府如果认定某件事符合国家利益，即便遭遇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也会坚定推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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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GBA 新传媒
对话整理 | 冯箫凝 王希圣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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