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2025年3月，中国创业公司Monica研发的全球首款通用AI智能体Manus发布。12月30日，Meta宣布以数十亿美元收购Manus。因收购可能涉及技术出口、数据出境及经营者集中等问题，目前正在接受中国监管部门审查。
Meta为什么收购Manus？通俗地说，好比北京的梅兰芳大剧院，名气很大，硬件建设豪华完备，但缺一个梅兰芳。于是就得去“收购”，包装一个“小梅兰芳”明星演出团队，作为自己的台柱子。
Manus，就是这样一个在舞台上初露峥嵘就光彩夺目的小明星。
Manus为什么被外国企业收购？
Manus是由中国人在中国完成基础开发的企业，为什么先搬到新加坡，最后被美国人收购？国内企业为啥没买它？
从Manus的三位创始人的创业履历看，这个团队的产品都是针对性很强的工具类产品，主要面向商业用户，而且海外付费用户占比很大。海外客户对于To B付费模式也非常认可。
那为什么中国用户不用Manus呢？价格贵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原因。
Manus的基础月费是20美元（约140元人民币），超额使用还要额外付费，不少客户一个月要付上千美元。对海外客户来说，这相当于雇用了一个7×24小时不知疲倦的数字人工助理，他们觉得值；但国内用户付费意愿低，20美元的基础费用已经不便宜了。现在很多人手机上都安装了好几个AI客户端，但全是免费版。
为什么国内巨头不买Manus？据说有国内巨头之前和他们接洽过，当时出价数千万美元。在估值方面，国内很多时候会按“重置成本法”估值，即自己开发要花多少钱，对方就值多少钱。而对海外头部企业来说，并购决策的核心点在于要么对方挡路了，要么自己缺对方的东西，最好是两者兼具。而且时间非常宝贵，并购能节约时间，这也是一个重要考量。
Manus搬到新加坡是“逃跑”吗？
像Manus这样市场主要在海外的企业，把经营实体搬到境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Manus在新加坡设立公司的时间远早于产品推出，这是有计划的商业和合规架构安排，并非“出名后跑了”。Manus的AI服务采购对象包括OpenAI、Google、Anthropic等美国AI服务商，这些闭源大模型服务商都不向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地区提供服务。如果Manus还是中国企业身份，采购这些服务商的技术再卖给海外客户，可能会触及美国相关法律制裁，面临合规风险。因此从商业利益和合规风险来看，Manus搬去新加坡发展是合理的，没什么可指责的。就算在架构重组过程中涉及人员调整，也依法依规进行了相应补偿，大家好聚好散，没有听说什么纠纷。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定价权之议
同样一个项目，在不同市场的价值认知和定价完全不同，就像同样一块石头，不同人眼里价格不一样。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话题——美国还是拥有全球高技术项目的定价权。
2023年我们发现，俄乌战争后，不少德国制造业企业“逃往”中国投资，因为中国的制造业环境能接得住；但德国和中东欧的高科技企业却很少来中国，大多“逃往”美国，原因就是美国投资市场能给出更高估值。
国内高科技项目估值也大多以美国为标杆。马斯克搞民营航天，国内相关项目估值就高；马斯克搞星链，互联网卫星项目就被看好；英伟达值钱，国内类似企业估值也跟着高。反之，美国不认可的项目，在中国也难获得高定价。
以前这种逻辑有道理，因为国内高科技投资多由红杉资本等美国机构主导，项目退出也多依赖赴美上市。但现在赴美上市通道受阻，估值逻辑却没改变，说明国内金融投资界还是以美国的价值尺度为准。美国同时拥有最强的高科技原创能力和金融投资能力，形成了互相放大的闭环，构建了全球高科技霸权。
美国擅长发明概念，不管能不能玩得成。比如元宇宙，现在玩不下去，扎克伯格已经不再提了。马斯克之前说要上火星，现在也不怎么提了。但这种概念创新能力和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能力确实厉害。
笔者之前参与过贸易战和科技战的相关工作，没打过的时候不知道对方有多强，打过之后就发现美国个别地方是“纸老虎”，但总体上是“真老虎”，我们能和它抗衡，打个旗鼓相当，已经很不容易。
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在高科技投资领域又有新打法。我们传统的做法是产业需求拉动科技发展。美国高科技项目现在是由股市直接赋值，不需要产业拉动，而且已经形成闭环。比如英伟达做GPU，签几个未来的合同就能拉动股市，然后再通过算力采购消化产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国高科技原始创新和金融界还没形成互为动力的机制。虽然要求金融业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坚持长期主义，但如果金融机构没有盈利模式，逻辑上不能闭环，投资支持就是镜花水月，落不到实处。
比如，国有投资机构投资失败后要被追责，对风险容忍度极低，所以对中小科技企业特别是非国有科技项目的投资意愿就很低，对民企的融资条件格外苛刻，履行过程中也很难通融。
民企融资难，条件苛刻，几乎每笔贷款都要企业家个人担保、夫妻担保，投资多半还要签对赌协议。当借来的钱都投入科技开发之后，企业家个人其实并无多少余财来履行对赌协议。一旦没达成对赌协议（比如三年上市），哪怕企业现金流很好，也可能被清盘，最后形成多输局面。
科技投资集中化与“墙内开花墙外香”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现在国内很多创新活动，尤其是自主创新、个人创新和中小企业创新，存在着开发风险大，成功了也卖不上价的大问题。
很多创业者反映，与其个人奋斗，还不如去大厂当科学家，带领团队做项目，收入并不比自主创业低。这也导致近两年来，科技投资向头部公司集中，中小企业得不到投资。科研活动和科研人员也向头部集中，头部公司逐渐形成技术路径垄断和资金垄断。
从行业发展和国力增强角度，我们并不愿意看到Manus这样的优秀高成长企业被外国收购，但它客户在海外，本身就应该定位于国际化和全球发展。在国内得不到高估值，能获得国际高估值也是值得高兴的事。
看到Manus被美资公司收购，我们的心情很复杂。既为中国土地上能够培育出世界一流的AI软件而自豪，又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结局而纠结。就像做父母的，把孩子按雄鹰标准培养，等它长大翅膀硬了，要飞向广阔天空，我们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舍不得它离巢。
但无论如何，绝不能剪了它的翅膀，逼它留下。为企业的利益，为行业的发展，为科技的进步，为我们国家肩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无论出于什么考量，都不能粗暴干涉，加以限制。
中国软件产业的审视
回过来审视自己，就会发现我们的软件行业跟不上趟，成了短板。在电子信息产业大发展的时代，软件产业反而生存得极其艰难。
国内用户企业对软件付费意愿低，定制化需求泛滥，逼迫软件企业自相残杀打价格战。超过40%的上市软件企业，包括用友、金蝶等头部软件企业连年亏损，行业平均净利润率仅2%。
究其原因，主要有四大乱源：
1. 不买知识买劳力。
软件行业早期的盗版文化，开始反噬行业。不少当今名震一方的互联网大佬，无论是搞软件的还是用软件的，早期经历都和卖盗版光盘、卖破解版软件脱不开关系。这种经历形成的基本价值观，造成了不尊重知识，更不愿意购买知识，宁愿去抄、去偷的风气。
消费互联网免费逻辑蔓延至企业端。甲方用户普遍认为“软件=免费服务”，把软件的价值等同于程序员工资的价值。定价逻辑从“价值导向”退化为“人头计费”。这种人头计费法，不但是把对知识价值的购买转化为购买码农的劳动时间，而且在实践中以招标为名，比价购买，价低者得。其实质，变成了逼迫知识的拥有者在市场上拍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且是以价低者得的方式，“自相残杀”。短期看，这样可以为甲方省钱，长期看，一定会产生扼杀全社会创新能力的恶果。
2.开源省力走捷径。
开源技术（如Kafka、PostgreSQL）本是降低行业门槛的创新加速器，但甲方要省钱，乙方想省力，两个诉求的矢量合成就指向利用开源技术降低开发成本，自然而然地导致产品高度同质化，简单化。软件企业不再比拼技术内核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转而“拼装廉价开源积木”，赚取微薄利润。只有少数在开源无法覆盖的极端场景（如金融级稳定性、微秒级性能）找饭辙的厂商，可以逃出这个怪圈。
开源技术就这样变成了软件企业同质化廉价化的毒药。
3.招标制度雪上加霜。
央国企和政府机关的招投标制度中，隐含着的核心理念是“合规优先于价值”。这种理念被包上程序正义的外壳后，最低价中标就自然而然成为潜规则。比拼技术和技术创新者必败，唯有玩价格战的七伤拳才可能幸存。
此外，央国企大量设立数科公司，目前已经超过500家之多。这些数科公司的设立，原意是对内整合内部数据，发挥合力，对外把特有技术和知识产品化进行输出。但当数科公司统合管理了本机构的全部数据、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之后，凭借内部行政权力垄断项目入口，以“总包管理费”等名义收过路费截留利润，把自己本该做的事外包，逼迫外部厂商陷入“低预算、高成本”的交付陷阱，就成了通行的玩法。如不及时制止，必将愈演愈烈。
4.新技术大浪淘沙。
软件行业自身必须应对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主动改进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最明显的就是应对人工智能对软件业自身的冲击。人工智能编程技术必将大幅降低软件开发成本，终结“靠代码工时赚钱”的模式。
但是，危中藏机，如果及时拥抱AI工具，利用新方法改造巨大的存量软件市场，提供标准化、可组合的核心业务模块，也许就是新的蓝海开端。
对Manus事件的总结与建议
总之，软件行业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社会文化、体制机制、新兴技术等多方面的压力，非常艰难。
Manus在中国卖不上价，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我们不识货。
我们对Manus事件的总结与建议主要有四点：
第一，Manus将其注册地转移至新加坡，基本考虑是合规、靠近海外客户。这是正常的商业逻辑和企业发展需要，没有刻意“出逃”；
第二，在国际政经形势错综复杂、斗争空前激烈的现在，再普通的企业行为都有可能被贴上政治标签，成为国际斗争的武器和讨价还价的砝码。Meta收购Manus，目前看是纯商业行为，但也有可能导致美国高科技企业跟风来华挖走优秀项目和优秀人才。这是需要从政策制定层面防范的。
这里也要警示有追寻高估值想法的朋友，美国的高估值背后，也隐藏着许多内幕操作的“陷阱”，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美好。承诺你的，你未必拿得到。至于为了合规而寻求海外发展的朋友，建议跟着客户需求走，而不是为了合规甚至逃避关税出海。因为客户需求是客观存在，而规则是可以改的，特别是美国的规则。今天为了合规跑到一个地方，明天可能就面临新的制裁，被它牵着鼻子疲于奔命，会拖死自己。
第三，不赞成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遏制Manus这类企业出海。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建设者不仅仅是中国本土企业，还有大量的外国技术专家和外国企业来华兴业，寻求发展。202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加150%，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的34.7%，而且外资已经从传统的来华设立生产基地，转变为设立研发中心和参与前沿技术生态共建。中国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全球高科技研发的核心节点。这些公司在中国研发技术，最终为全球服务，如果在中国取得的技术成果不能顺畅推广到全球，企业就形不成商业逻辑闭环。
因此，虽然有舆论呼吁政府限制Manus类型的海外发展，但随意粗暴干涉会形成恶劣先例，影响国家形象，还会让海外先进技术不敢来中国发展，对我们自身发展不利。相关政策的制订要十分慎重才是。
第四，严厉控制和打击高科技企业海外并购不符合中国国策。2018年我们就提出，从商品和要素开放转向制度规则的开放。打造全球科技高地，让科技向海外溢出，为人类做贡献，这不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也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没有用户就没法摊销开发成本，不兼容全球就会被封到自闭。
具体来说，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先进技术体系。下一个目标，就是依托全球最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输出中国标准，在全球建设以中国技术为基础的全球技术体系，实现以中国为基底的中美欧技术栈共线。
Manus走出去固然有可惜之处，但它在公司注册地和产品走出去的同时，作为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企业，事实上也在推行中国标准，推广中国技术。从科技战略角度，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所以，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改变体制机制，优化国内投资和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国内能更好发展。比如改革投资考核制度，尤其是国有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估值方法；推动知识收费市场建设，规范互联网生态，打击“付费陷阱”，让用户愿意为知识付费，让企业能通过合规经营获得收益。
作者 陈文麒 宿东君｜投稿 tougao99999
本文作者宿东君为中国电子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专家，陈文麒为中国银行原供应链金融专家。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云之声”。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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