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鲜明特色和发展优势的城市很多，但是像杭州一直有企业前赴后继致力于技术通用化、商业基础建设，以不断地创新为14亿国民提供普惠性服务的，却独此一个。
最近几天，科创产业再度从杭州传出几件大新闻。
一个是“六小龙”之一的宇树IPO获批，二是支付宝宣布AI支付超过3亿笔，完成AI支付的全域布局，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商用的AI原生支付基建。为AI通用化献上一个大礼，“一硬一软”可谓相得益。相比于宇树身上的明星光环和产品的可见可感，人们对于后者——AI付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更容易忽略其意义。就像我们更容易被高速公路上飞驰的跑车所吸引，而忽略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对经济运行的意义更加深远。
现在企业竞相追逐把大模型、机器人做地更聪明，无非是为了让它们能够帮人类自动处理更多的事情，而人工智能应用普遍化，必须打通最后的关键环节——支付环节，否则agent经济很难实现一个完整的闭环。
所以，如何让这“最后一公里”更安全、便捷，以及从这片商业蓝海中获得先机，是现在谷歌、Stripe等全球科技巨头，以及万事达、Visa等世界支付巨头都在做的事情。支付宝却在不声不响间，在全世界率先建成了首个大规模商用的AI原生支付基础设施，为消费者在AI时代的经济生活贡献了一个新的“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在AI应用经济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另一个里程碑。
恰好在这两天，笔者与一位深圳科技界的朋友聊天，聊到了改革开放中各地经济模式的差异。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广深湾区起步最早，但是企业总体更擅长做制造，在中国现代化中是个很好的国际先进技术扩散器；潮汕和闽南占有首批四个经济特区的其中之二，发展起步也早，但是强于模仿、乏于创新，始终难以走到产业链高端；而现在已经来到新一线的杭州的底子相对差，享受的优惠政策也不多，但是企业善于做服务创新，最终是以商业模式创新，尤其是善于构建新型商业基建脱颖而出，成为后起之秀。
我们可以捋一捋，在最近二十余年，促进中国进步的最重要的新型商业基建，或者说商业领域的新型公共产品供给，大多数是杭州企业贡献的：以淘宝为核心的网络零售平台；以支付宝为代表的数字支付或者说金融科技平台；以菜鸟、三通一达为代表的物流快递网络；以阿里云为代表的公共云计算平台；以千问、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再加上支付宝刚推出的AI支付……
这些从杭州起家，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循着老百姓的需求成长起来，具有开放，公共性特征的平台企业和商业模式，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笔者姑且称之为商业基建的“杭州现象”。
（从三通一达到医疗AI阿福，杭州长期盛产高效低成本解决大众需求问题的企业）
如果从对价值链层级，或对经济的贡献值来讲，服务模式或服务型基建的创新，当然是最高的或最大的。某项技术的创新，好比给肌体一块强健的肌肉，而商业基建的创新，犹如全体循环体系的一次升级。发达国家，或国内最发达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资源都在服务业。并且这些企业都实实在在极大改善了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创造，生活的便利度会下降多少！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杭州，诞生了如此多，为经济转型升级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的新型商业基础设施呢？
在去年“六小龙”诞生的时候，大家就做过一番探讨，部分归结为民营经济发达、市场体制健全，江浙传统重商文化等等。只不过，这些放在东南沿海一带，是很多城市的共性，并非杭州特有，我们还是要透过习以为常的刻板结论，寻找真正的答案。
第一，最底层动力：杭州企业的思维模型，资源稀缺下，被逼出来的从解决社会问题出发寻找商机。
总体来讲，在2015年左右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工业化，谁能够获得外国先进制造业的转移机遇，谁就获得发展先机，在这种制造业资源竞争中，由于上文所述杭州享受的优惠政策少，因此没有占到便宜，上海、苏州、深圳、东莞、佛山和广州等都远远走在它的前面，甚至比起天津滨海和青岛也有所逊色，所以在1992年至2015年之间，这些城市最耀眼。
这种情况下，杭州只有走发展服务业的赛道，并且在服务业赛道中，杭州也不具备上海、宁波那样发展TO B端金融、航运的优势，也不具备北京那样搞最精尖科技的优势，只好发展TO C端、跟亿万老百姓打交道的服务业。其实无论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形成，还是淘宝、支付宝、三通一达的诞生，都是泛杭州经济带在长三角激烈内部竞争夹缝中，寻找比较性优势的尝试。
TO C端的企业一开始是最让人看不起，但凡有关系、有资源的企业天然倾向于做B端——搞好几个关键客户就可以了。但是，最终促进技术革新和影响发展的，反倒都是TO C端的企业，因为他们只有时刻关注社会需求的变化，关注大家需要什么，才能获得竞争力。
所以，泛杭州经济带形成了一种经营文化：把解决社会问题，老百姓需求供给不足的问题，作为商业的起点。从小商品市场，到互联网购物平台，到今天的AI支付、大模型，尽管外在变现发生了跨时代的变化，但是本质逻辑没有改变。让做生意变得更容易，就有了阿里巴巴，有了淘宝；让人们寄东西更方便，有了桐庐帮的三通一达；让草根也能便利地理财，有了“余额宝”，让人们不用上银行排队缴水电煤气费，有了支付宝上的公用事业缴费。
这种模式驱动的商业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容易导致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平台企业的产生。即当一家公司把解决社会问题当成使命，它的产品天然就容易越过企业边界，演变为公共性的商业网络，并且技术有助于将服务对象跨越区域界限，成为全民受益型的新型公共资源。
二是生态保障：杭州特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形成了一套优良的政企互动生态。
服务业的发展，天生依赖小政府的土壤，由于杭州在计划经济时代属于“边缘地带”（比如在1980年前后，杭州的工业产值不仅落后于唐山、鞍山、青岛，甚至低于南通），所以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少，对经济的干预惯性天然地就弱。
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掌握大量经济资源存量，它几乎不可能形成无为而治的模式，它的经济资源组合也都是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中心展开的，很难产生高质量的现代化服务业。
这方面可以与杭州形成参照的是同处于长三角经济地带的南京。在计划经济时代，南京是长江以南仅次于上海的工业中心，具有发达的重工业（如石化、钢铁、机械等），可谓是经济结构最像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长三角城市。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之后，南京的经济仍是遵循行政主导规则发展的，不仅服务业发展天然滞后，就连南京的几个最大民企，如南钢、金浦、红太阳、金箔、金鹰、高速齿轮等都是重工业型的，距离民用消费都非常远。
去年的南京服务业百强中，主体仍是国有银行、国有百货公司这种传统服务业，国企数量达56家，营收占比62.87%，而民企36家，营收占比仅为29.55%。去年南京很诚恳地反思为什么“没有六小龙”，以上信息这或许是答案之一。
而杭州这种小政府社会，客观上导致政府在发展经济和社会治理上，没有多少“国企抓手”可用，它天生信赖民营企业，不仅愿意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还敢于在城市治理中与民营企业合作。
（杭州率先喊出为企业提供“兜底服务”）
比如，杭州率先把城市交通、政务、医疗等场景开放给企业，早在90年代前期，就是实现了客运民营化，2008年就允许通过支付宝缴纳水电费，2017年医院系统开始接入支付宝电子医保卡，甚至还诞生了全国第一条民企控股的高铁——杭温高铁。
这种政企互动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还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提供了技术实验场，极其有利于完善参数，提升效率和质量。可谓是政府做了第一批用户和推手，帮企业把服务产品打磨成全社会可用的标配，对企业成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三是阿里、蚂蚁等众多平台企业在新时代的引领性作用。
作为数字科技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型服务业企业，它们对杭州的意义绝非是创造了多少GDP和就业岗位，而是它改变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基因，重新定义了杭州的竞争力：
1.为杭州积累了数字经济的人才|和强大的数字基建。数字平台企业拥有大量的研发人员，并且这些人员集中于最前沿数字科技领域，其人才沉淀效应可想而知。
它们还缔造了强大的数字基建，杭州由此为全国贡献了最强大的算力基础、云存储基础，这也是杭州之所以产生“六小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像一个地方钢铁产业发达，基本上基于煤铁资源丰富。
（杭州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跟阿里等电商企业奠定的算力基础关系密切）
多说一句，现在有媒体称赞“杭州经济终于硬起来了”，意思是以机器人、芯片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日渐成熟，成为新的产业方向，而杭州经济在硬的方面的成就，也离不开过去数字平台在数字基建、商业创新奠定的“软实力”。
2.聚拢了激励科技创新的资本。杭州有全国最活跃的中小企业体系，以及消费生态，又基于它们积累了大量科技人才，杭州成为全国创业创新要素聚集最多的区域之一，由此大量创投资本也聚焦于杭州，孵化出大量的新锐，杭州目前也成为全球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城市之一。
（2018年-2025年杭州独角兽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数量变化，图片来源：微链智库）
3.阿里创业时期形成的最核心的理念价值——从解决社会痛点中寻找机遇的战略导向，也深刻影响了浙江新一代企业的气质。阿里巴巴成立后的重要每一步，从淘宝、支付宝到外卖闪送，都是以解决大众需求为出发点。阿里巴巴分拆之后，这种气质也在新组建的企业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蚂蚁最近半年多的两个大动作：推出医疗大模型阿福，以及推出AI付，都是技术创新以社会化应用为导向的体现。
它们标志着杭州再次试图把人们感觉到非常遥远的AI科技，收束成嵌入日常生活、人人可用的基础服务。从支付到物流，从云计算到大模型，再到今天的AI付，杭州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人们在商业世界的成本更低、更便捷，谋生的机会更多。
我们当然需要硬科技，也不能忽略背后的技术基建和商业基建。中国需要华为这样搞卡脖子科技攻关的企业，需要比亚迪这种搞实体制造的企业，也需要用科技来解决社会服务不足问题的，数字基础设施类企业，二者同时发力才能构筑中国的竞争力。
所以，杭州何以在激烈的区域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何以在中国2012年后的第二轮经济腾飞中做出了不可替代性的贡献？在于杭州在改革开放中服务业导向的发展定位，在于优秀企业把解决社会问题当成商业起笔的底层逻辑，在于杭州优越社会生态对这种创新方向的成全加持。
这些因素的组合，让杭州成为何以成为一个与众不同、充满向上气息的城市。中国具有鲜明特色和发展优势的城市很多，但是像杭州一直有企业前赴后继致力于技术通用化、商业基础建设，以不断地创新为14亿国民提供普惠性服务的，却独此一个。
